1944年初，延安的腊风还带着刀子般的凌厉。丁盛挤进的窑洞，小声却急切地说：“首长，我想下部队。”一句话，让多年未前线摸爬滚打的他眼里重新亮起了火。随后他赶赴陕甘宁联防军教导第二旅，一抬头，就看见旅长正冲他招手。从那时起，两人上下同戎的缘分一直延续到后来。
抗战结束，热辽纵队在东北草莽间辗转，黄永胜指挥若定，丁盛统着27旅冲锋在前。川东小城会师时，两人坐在炕头上，敲掉战靴上的泥巴，咧嘴笑着说：“迟早有一天，要跟着大部队混出个样子。”谁也想不到，这句戏言竟成真。1952年秋，45军与44军合并，中央一句话，“新番号定54军”，便把所有争议画下句号。关于“跑北京要番号”的传闻，其实多半出自坊间演义，史料没给任何着墨。
54军成军后即被推上朝鲜战场。异国寒风中，134师和132师的旗帜刚合拢，就在上甘岭附近血战多日。回国时已是1958年盛夏，54军转进重庆，隶属成都军区。紧接着，又赶赴西藏高原平叛，随后投身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。山风如刀，缺氧似猛虎，部队却在丁盛指挥下硬是啃下高地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1964年盛夏，罗瑞卿到成都，一见面便直言：“中央让你去新疆，兼任副司令，顺带把生产建设兵团整一整。”丁盛皱眉。打仗出身的他对“种棉花”提不起兴致。软磨硬泡无果，贺龙一句“给你火炮、给你坦克，你去练兵”，才让他转身踏上西去的列车。可新疆的局面远比他想象的复杂，运动风暴袭来，兵不练，事难为。1967年春节前，丁盛受召返京，暂住京西宾馆。隔壁住的正是广州军区后勤部长邱国光，两位四野故交难得相聚。一次闲聊，邱劝他去看看老首长黄永胜。丁盛点头，同行的项辉芳随即约了时间。
林彪府上的灯光在深夜明灭。丁盛恭敬禀报：“总，我在新疆干不下去了，部队没战事，整日内斗。”黄永胜帮腔：“让老丁回野战部队吧。”林彪只“嗯”了一声，未置可否。半年后，丁盛接过电报：赴广州军区任副司令。不久，黄永胜进京任总长，又举荐他接任司令一职。那年，他才五十四岁，成为开国少将中最早坐镇大军区的将领之一。
风云突变在1971年。毛主席南巡广州时，意味深长地提醒丁盛和政委刘兴元“你们同黄永胜走得近，要多想想”。两年后军区对调，丁盛东下南京。此后，“两案”风暴骤起。1977年3月，他被点名“有问题”，职位一撸到底，改为地方安置，只发150元生活费，先去南昌，再到南京。1984年秋深雨冷，他独自去医院看病时心脏骤停，所幸抢救及时。当担架抬出急救室，昔日的硬汉却泪流满面——这不是怕死，是心中苦闷难诉。
日子还得过。南京小巷的老房子逼仄，丁盛出门挎竹篮，买最便宜的菜。有人认出他，敬个礼：“丁司令！”他摆手笑道：“别提什么司令，叫我老丁好啦。”那年月，他靠每月两百来块钱度日。常有人送书、送菜，他总记在本子上，日后省吃俭用也要还人情。有人惊讶：“老丁，你打了大半辈子仗，怎么这么抠？”他摇头，“当兵的习惯，省下来的子弹得花在刀口上。”
1989年天寒地暖，他去了深圳女儿家避冬，又顺路重回广州。映着珠江夜景，他说：“这里的风，我熟。”可他的组织关系仍在江苏，生活却在漂泊。1990年春节前，他与李维英、陈宏康等老下属在广州茶楼小聚，众人一合计：再去北京，争口气。2月下旬，丁盛夫妇搭火车进京，一路立座票，可他不吭声。
抵京后，门路不好走，他想起当年在延安拍板让他下前线的聂荣臻。老帅此时已是耄耋之年，仍在西山挂职。周均伦专门赶到招待所探望。丁盛一晚未睡，写下一封数千字的报告，开门见山：“聂帅，我年事已高，求组织体恤，将组织关系迁回广州，便于医治，也好让老部下能照顾。”聂帅看完，沉吟片刻，提笔批复：“请有关部门研究。”
批条从西山传出，却仿佛被抛进池塘的石子，只起一圈水纹便无声无息。一个月过去，丁盛的信箱空空。北京入秋，他开始咳嗽，夜里喘不过气。医生劝他南下，北风不宜。心灰意冷之际，天津的萧思明来电：“老兄，到津里住几天，换口气。”他拎包北上。
天津的秋风虽凉，战友情却暖。萧思明把自家车钥匙往他手里一塞，“想去哪就去哪”。原炮火连天的金汤桥，如今车水马龙，丁盛伫立良久，轻声道：“当年我们在这儿拼命，可惜牺牲的弟兄看不到今天。”入夜，老战士们围炉唠旧，谈到往昔，杯起又放，谁都不说那场纷扰的政治风波，但眼底难掩悔痛。
天气转冷，衣物不足，战友们合力给丁盛凑了几百块，硬塞进他行李。他嘴上推让，手却攥得发抖。临行前，大家把他送到车站，交接似的叮嘱下一站的同志：“照顾好老军长。”这种交情，他记了一辈子，说是“第三条命脉”。
辗转南宁、北海、海口、昆明，丁盛像流浪的老人，也像不肯缴枪的兵。可病痛不因顽强而退让。1993年夏天，他和妻子仅买得起一上一路两张硬卧，一夜颠簸后高烧不退，卧床多日。朋友劝他住好一点，他摆手：“硬卧就行，便宜两百多呢。”
苦日子终于在1995年出现转机。总政治部研究后，决定将他吸收入广州军区干休所，副师级待遇，月薪提高到550元。消息传来，他沉默许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让老兵回连队，算是有了归宿。”搬进30层新楼那天，他慢慢站在阳台，看珠江灯火，脸上罕见露出孩童般的满足。
然而，心结未解。多次托人上书，仍无确切答复。1998年盛夏，黄火青来信，表示愿再为他奔走。几个月后，黄老又来信，言辞里透出无奈：“两请进京，终无果。”字迹斑驳，却字字沉重。
1999年8月，病魔再次登门。久病之人自有预感，丁盛握着女儿的手，轻声道：“我这条命，值回票价了。”9月25日凌晨，他在广州的病房里停下呼吸。桌上，那只装满硬币的玻璃罐还在，被他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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